典型案例2——种植回收合同纠纷案

案情简介

一村民委员会,经刘某介绍,与某种子公司签订水稻制种合同。合同签订后,该村委会通过行政指导行为指导村民进行水稻种植,刘某及种子公司提供制种过程中所需的亲本种子及技术指导。种子成熟后,刘某安排人员对种子进行了收购并运至种子公司,种子公司将制种款付至刘某后由刘某付至村委会。但时至2019年,刘某及种子公司仍有部分制种款未支付给村委会,村委会将刘某(制种负责人)及种子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二者就剩余部分制种款项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刘某通过种业同仁推荐找到宽以律师团首席律师肖敬双,交流后当即委托宽以律师团代理本案。

诉讼策略

团队律师在分析案件具体情况及整理相关证据后确定诉讼策略。即以村委会与种子公司之间的委托制种合同为基础,申明制种负责人刘某与种子公司之间的关系为委托代理关系,制种负责人刘某之所以参与制种并代种子公司履行收运种子及支付部分制种款是受种子公司委托代其履行合同义务。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范围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法律效力。”制种负责人刘某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后果应当由种子公司承担,种子公司应当向村委会履行剩余款项的支付义务。

法律文书



案件结果

一审法院判定村委会与种子公司之间的委托制种合同合法有效,制种负责人刘某与种子公司之间为委托代理关系而非种子买卖关系,欠付村委会的制种款由种子公司承担给付义务。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之所以典型,是因为其让一个普遍存在于制种行业的问题浮出水面,进入了司法审查的视野。该问题即种子公司与制种单位签订制种合同,但有第三方(制种负责人)介入该制种关系并在其中发挥了诸如跟进制种全过程、收发货、收付款等重要作用时,种子公司与该制种负责人的关系如何判定?判定为种子买卖关系还是委托代理关系将直接导致制种款的给付义务由不同主体负担的法律后果,如若将种子公司与制种负责人之间判定为种子买卖关系,那么制种款的给付就与种子公司无关,反之则会如本案法院所判,由种子公司向制种单位支付制种款。

回顾总结

本案的争议焦点不在于两位被告是否应当向村委会方支付剩余制种款项,而在于具体由谁来负责支付。是由作为制种合同相对方的种子公司单独负担?还是由作为制种负责人的刘某单独负担?还是应如村委会所诉请那样由种子公司与制种负责人刘某对该制种款项的支付承担连带责任?如果种子公司与制种负责人刘某之间的关系最终被判定为买卖法律关系,无疑种子公司与制种负责人刘某即应当对欠付的种子款承担共同偿还责任。

二被告对上述争议焦点以及对不同主张的不同责任承担形式都有清晰的认识,故种子公司自始否认其与村委会之间的制种关系,坚称其与村委会之间签订制种合同只是形式需要并未实际履行,其方在制种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已全由刘某承继,村委会对此知情且与刘某已实际履行制种合同;其从刘某处收购种子并已支付完全部款项,其与制种负责人刘某之间为买卖关系,村委会与制种负责人刘某之间的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与其无关。而本团队律师在代理制种负责人刘某时则以制种负责人刘某与种子公司之间为委托代理关系为立足点来制定诉讼策略,坚持应由作为制种合同主体的种子公司向村委会履行付款义务。

如果种子公司与制种负责人刘某的法律关系确定为买卖关系,则本案向村委会履行清偿责任的主体为刘某;种子公司与制种负责人刘某确定为委托代理关系的,清偿责任的主体则为种子公司。

其实,本案并非个案,也不是偶然,像本案这样的情形在现实制种环节中普遍存在。种子公司、制种户、介绍人在推进制种事宜时并不十分清楚自己在制种环节中的角色,更遑论其在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多数时候他们只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不知道即便是做同样内容的事,在不同法律关系中也将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这是他们疏忽的地方,也是风险滋生的温床。所以我们常说,在签订合同时准确清晰地知道自己所签订合同的内容至关重要,而要达成“准确清晰地知道”这一目的,寻求专业律师的专项协助是最便捷高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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