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15——技术合同纠纷案

案情简介

2017年2月,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有偿使用玉米品种B协议书》,约定甲公司从乙公司引进玉米品种B以组配新品种,如果甲公司组培新品种成功,则双方可以对新品种进行合作开发。后甲公司利用自有品种A与乙公司品种B组配出新品种C,品种C于2018年通过四川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2018年3月28日,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玉米新品种C品种权转让协议》,约定甲公司将其组配的玉米新品种C的独占生产销售权转让与乙公司,乙公司支付转让费xx万元。合同签订后甲公司按约向乙公司交付了亲本种子等技术资料,并于2018年7月26日向乙公司交付了品种审定证书。按照协议第6条约定,乙公司应于收到品种审定证书7日内向甲公司付清转让费,但乙公司仅支付转让费的25%后便以玉米新品种C种子存在种皮撕裂瑕疵影响种子发芽率等理由拖延支付剩余款项。甲公司认为乙公司的行为违反合同约定,给自己造成了损失,于是找到宽以律师团,希望宽以律师团帮助其维护权利。

诉讼策略

团队律师在分析本案案件情况后得知,在甲公司向乙公司催收欠款的前几次沟通中,乙公司每次都向甲公司表示一定会履行付款义务,只是贷款未落实、公司资金周转困难,要求甲公司给予其一定的宽限期其一定付清全款,只字未提种皮撕裂或其他质量问题。后甲公司松口要给予一定付款宽限期时,乙公司又进一步表示希望甲公司将品种C在四川以外的云南地区的独占生产经营权也授予乙公司。甲公司认为乙公司欠款未付清还想谈后续合作,未同意乙公司的请求。乙公司遂以甲公司欺诈,未在合同签订前告知品种C种子存在种皮撕裂的问题为由,认为种皮撕裂会影响种子发芽率进而影响乙公司合同目的实现,明确拒绝支付剩余款项。

那品种C的种子究竟是否存在种皮撕裂的情况?该情况是否真的构成种子质量问题而导致乙公司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呢?通过与委托人的沟通及对证据的梳理,团队律师发现品种C的种子在部分非省定区域确实存在过种皮撕裂的现象,但在合同签订前甲公司负责人已将该项事实以邮箱、短信的方式告知了乙公司的生产负责人。所以,甲公司已详细告知品种性状,乙公司认为甲公司构成欺诈的主张肯定不能成立,于是种皮撕裂是否构成质量问题便成了案件的重点问题。经过查询大量资料及法律规定,团队律师论证出种皮撕裂不是理论界、种子行业判定种子质量是否合格的指标,也不是判定种子质量是否合格的法定指标。也就是说种子是否有撕裂现象并不必然导致种子质量的不合格,种子质量是否合格是由种子的发芽率、水分、净度、纯度来决定,种子撕裂只可能影响种子的美观,不会直接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通过以上分析团队律师对案件进行了预判,即在甲公司将乙公司诉至法院而甲公司已经按照《玉米新品种C品种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履行完毕全部合同义务的情况下,乙公司一般会以“品种C存在质量瑕疵,致使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为自己拒绝履行付款义务的行为抗辩。于是团队律师围绕着该预判开展了积极的诉讼策略制定及证据组织,即在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甲公司依约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的同时,向法院提交了《玉米新品种C品种权转让协议》签订前,甲公司员工已经向乙公司生产负责人说明了品种C种子存在种皮撕裂现象的短信截图及《玉米新品种C品种权转让协议》签订后,甲公司向乙公司催要欠款,乙公司承诺付款但以贷款未落实为由拖延付款的通话记录。根据一般理性人的逻辑,如果品种C种子种皮撕裂问题真的会影响种子发芽率,那么乙公司在了解情况后根本没有理由与动机再与甲公司签订《玉米新品种C品种权转让协议》;如果品种C种子种皮撕裂问题真的会影响种子发芽率,乙公司也不会在《玉米新品种C品种权转让协议》签订后甲公司向乙公司交付品种C原种,乙公司又验收通过后向甲公司支付种子款及25%品种转让费,更不会在甲公司向其催收合同款时给予剩余转让款的给付承诺。

果然,乙公司在庭审中提出了与本团队律师预判一致的抗辩理由,但乙公司既未举证证明品种C种子种皮撕裂问题影响种子发芽率或其他影响种子质量的指标,又未举证证明种皮撕裂导致品种C的基本效用显著降低致使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结合我方提出的即便存在种皮撕裂现象,但种皮撕裂也并非法定的种子质量指标,而且还可以通过后期的包衣等技术予以解决的主张,法院最终判决我方胜诉。

法律文书


案件结果

法院认定乙公司关于种子质量问题的抗辩不成立,其拒绝支付剩余转让费的行为构成违约,故判决乙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甲公司支付未付的75%品种转让费以及违约金xx万元。乙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了乙公司的上诉,维持了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是宽以律师团办理的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例中较为常见的拖欠实施许可费用案例,其典型意义在于种皮撕裂是否属于种子质量瑕疵,是否会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未经授予植物新品种权的审定品种能否适用植物新品种法律规范?在此之前,各地方法院的判例并未统一标准。本案经由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释放了一个现行规则,即因未获得植物新品种权的审定品种引发的纠纷,不属于植物新品种纠纷,还不能完全适用植物新品种法律规范。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特意将本案案由从“植物新品种实施许可合同纠纷”改成了“技术合同纠纷”。这意味着,因未申请或者未获得植物新品种权的审定品种引发的纠纷将不再符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条“当事人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垄断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第一审判决、裁定不服,提起上诉的,由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规定,该类型案件二审在以后也极有可能将不再由最高人民法院管辖。

回顾总结

本案办结后,团队律师存在诸多感触。下面我们将集中从对案件本身和由本案延伸出来的意义两个方面来探讨:

一、针对案件本身而言,团队律师认为律师应当擅于分析包括纠纷双方各种行为表现在内的所有案件细节,进而学会抓住关键细节,一招制胜。本律师团队在本案中抓住对方当事人对给付转让费尾款时闪烁其词、前后不一致的表态细节,在制定诉讼策略及向法院提交证据时将证明重心从证明“品种C种子种皮撕裂不会影响种子发芽率”,转移为证明乙公司以“品种C种子种皮撕裂影响发芽率,致使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为拒绝履行付款义务的主张逻辑不通、动机不足,并利用形成于《玉米新品种C品种权转让协议》签订前的短信截图及形成于《玉米新品种C品种权转让协议》签订后的通话录音、乙公司提出想获得C品种云南省独占生产销售权的变更思路等关键证据,从动机及结果上瞄准并粉碎了乙公司的抗辩,赢得了案件胜利。

二、本案的延伸意义即案由的选择和案件管辖问题的讨论。宽以律师团是由多个专业领域律师组成的专业律师团队,本律师团项下的农业法律事务组办理过各种类型的植物新品种案件,对于该案这种围绕未申请或者未获得植物新品种权的审定品种产生的纠纷,实务中一直是被归类为植物新品种案件类型,在管辖上也一直是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案件一审,高级人民法院管辖二审。但于2019年1月1日生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决定》却将植物新品种案件二审提归最高人民法院管辖。也是因为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决定》,本案在经由对方当事人上诉后进入了最高人民法院,但最高人民法院却在审理过程中更改了本案案由,这意味着最高人民法院通过该案确立了一个规则,即最高人民法院极有可能将不再受理因未申请或者未获得植物新品种权的审定品种产生的纠纷的二审上诉。该规则虽未以正式文件进行规定,但根据司法界近年来对司法判例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所作判例指引作用的重视,本律师团及其他律师,以后在办理该类型案件时,在案由选择及管辖法院确定方面应该多做考虑,防止因案由选择不当及管辖原因造成案件被驳回。同时,团队律师也建议各农林企业、科研院校等单位和个人就自身选育品种,应当及时向农业、林业主管部门申请植物新品种权,以获得更好的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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