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西北政法申博23年史

近两日法学人中最热闹的话题莫过于西北政法申博的又一次失败。相比较可以称得上中国学术史上重大事件的2009年申博,此次学界整体上相对低调和理性。当然,也可能是多少有些麻木的原因吧。在其他高校取得法学硕士授权点平均3至5年便拿下一级法学博士点而言,一所拥有41年法学硕士培养历史的法学重镇却仅有一个“国家特殊需求”博士点,确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作为九十年代的大学生,正好见证了国内法学博士点从零星几处到遍地开花的过程,相对于网络上的沸沸扬扬和道听途说,可能更有些许的说服力。

  博士点审批往往充满了极其复杂的博弈,并不能简简单单的概括为学术水平高低的原因。从1981年开设博士点以来,大体上是两年申报一次,但当时还有一个重大的体制问题是各部委办各部委的高校,比如现在的五所政法大学就是原司法部直属的五所政法学院。至于西北政法九十年代为何没能拿到博士点,就与这个体制有关。五所政法均是司法部直属部属,按照当时的国家管理体制,一个部委的直属院校中,一般只授予一所重点大学。而在五所政法高校中,西南政法学院(今日的西南政法大学)在1977年率先复校,北京政法学院(今日的中国政法大学)和西北政法学院(今日的西北政法大学)则在1978年复校,华东政法学院(今日的华东政法大学)是1979年复校,而中南政法学院(今日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是在1984年才复校。由于西南政法学院复校最早,也便顺理成章的成了当时司法部的重点大学。

  博士点是高校获取办学资源、维护和提升其社会地位的重要工具,向来受到政府、大学甚至社会的关注。然而,其申报和审批中行政竞争与利益博弈的复杂过程,就不为外人知道了。虽然学界认为“五院四系”是一体,但相对于“四系”,“五院”拿到博士点的时间相对较晚。司法部当时的五所高校,首先拿到博士点的是中国政法,而后是西南政法,当时也是西政学术做的最好的时期。那么其他三所的话,中南政法由于复校较晚,五所政法最后一个复校,一直都有一点儿先天不足的问题,而当时在学术上的话,西北政法排在中国政法和西南政法之后,作为司法部直属院校中第三个申请的院校,也是情理之中。在1997年国家正式启动第七批博士点申报时,西北政法便申报了法史学博士点,主要代表人物是胡留元、冯卓慧和杨永华三位,为了增加概率,同时联合了社科院的法学所一起申报。相对于华政和中南,当时的西北政法优势还是较明显的,尤其是法理学、法史学、刑法学等学科在国内影响力较大(今日名动天下的谢晖、陈金钊、刘作翔、葛洪义等大咖均是严存生老先生的弟子)。胡留元先生在八十、九十年代的学界是鼎鼎大名,尤其杨永华先生是中国边区法史第一人,当时杨先生带了两个毕业不久的研究生长驻北京做这次申报,这两位学生中,一位就是今日中国法史学会的执行会长侯欣一教授。这次申报中,华政也递交了材料,当时华东政法的掌门人,可谓大名鼎鼎,就是今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副国级领导曹建明,相比西北政法学院的老院长法理学家王天木先生,华政的锐气已经显露。由于当时的年代,上层到最高层,出身上海的是较多的,在这次申报中,上面便批了条子,司法部左右为难,从学术上、材料上,应该报西北无疑,但是不报华政没办法向上面交待,于是就将两所学校全报了上去。教育部将材料直接打回司法部,理由是,根据当时的申报要求,每个部一次申报只能报一所高校,如果违规报两个,就一个不批。司法部就和西北政法做工作,就说你是老大哥,他是小弟,这次申报就让他上,下次申报我保证让你上,反正也只差一年的事儿。在这种情况下,华政就拿到了国际法的博士点。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从第二年也就是1999年高校大改革,所有部委不再办大学,全国所有部属院校除教育部外,一律全部下放到地方,五所政法也难逃被下放到地方的命运,西北政法被下放到了陕西省。当时,司法部主动做了协调工作,让西北政法学院与西安交通大学合并,改名为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然而西北政法的全校党政会议上投票时,102个中层以上领导投票,仅仅两票是赞同票,合并也就付诸东流。此后一些本地的学生谣传与陕西师范大学合并,是压根儿就没有的事情。此后,西安交通大学自己成立了法学院,包括西北政法的李万强等一批教授加盟,以国际法、国际经济法为龙头,法学发展走上了快车道。

  麻烦在于,1999年高校体制改革,西北政法被放到陕西省,由部属院校变为省属高校后,博士点申报体制也随之变化——由省里pk出线后上报教育部。西北政法在99、02、05三次在省级评审中都没有在陕西省本省出线,当时法学界的多位元老级前辈多为此鸣不平(参见当年法学家茶座相关文章)。陕西虽然经济落后,却是教育大省,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拥有百余所大学,三所985,9所211,中国最早、最成功的民办高校——西安翻译学院便是在那里出现。在高校林立的情况下,西北政法作为部属下放的高校,属于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角色,在各方面的发展受到了极大挫折。尤其在2003年院长陈明华因故被免职后(后跳楼自杀),长达近四年的时间没有院长,几届毕业生的毕业证全部盖的是党委书记朱开平先生的章。从2003年开始,司法部司法考试协调小组中的专家中,也就没有了西北政法的名字,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06年贾宇先生担任校长才结束。在99、02、05年这三次申请博士点中,2005年的申报失利实际上最可惜,对后面的影响也最大。因为2005年这一次法学博士点的审批后,到了2012年才启动了下一次申请,这次呈现出遍地开花的情况,为后面2012年博士点的铺天盖地埋下了伏笔。而据陕西省里的一些说法,西北政法2005年申博失败,除了长期没有院长的内部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的领导层判断失策,认为改名大学比申报博士点重要的多,当时国家对于学院改名大学已经有正式的文件采用限制的政策。在面临省教育厅的2选1的选项时,牺牲了申报博士点而全力公关大学改名。谁知,尽全校之力公关下大学后,华东政法学院因势利导,四两拨千斤,时隔一年不费吹灰之力地低调改名为大学,进入了法学教育蓬勃发展的时期。当然,2005年西北政法的申报材料没有出省,而陕西省报送的两个院校,其中一所因为材料做假被取消资格,另外一所因实力严重不足被淘汰。

  2009年的申博故事,可谓惊天动地,陕西8所高校申请,名额却只有2个,在八所高校中,西北政法优势较为明显,初评和复评均排序第一,在硕士办学历史、科研项目、教师高水平学术成果、学术论文上,几乎以十倍的优势力压西安外国语学院。但是终评却是西安外国语学院胜出。原因在于,时任陕西省教育厅厅长杨希文,便是刚刚从西安外国语学院院长的位置上调任。结果公示后,群情激愤,不仅四十几位教授到教育厅前静坐,贾宇校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出了“我可以起诉陕西省政府”的豪言壮语。随即,北京也发起了声援活动。这次事件后,国家便下发了一份关于“国家特殊需求博士点”的文件,实际上颇有对西北政法同情的含义,西北政法便拿到了“国家特殊需求博士点”。不过,在中国社会,再怎么样也不好单独给你设一个博士点照顾一下,总得有个规矩、有个标准,结果便是好事儿大家都顺风跟上,像北京工商大学、首都体育学院、天津外国语大学、吉林师范大学、长春师范大学、闽南师范大学、潍坊医学院、吉首大学、贵州民族大学等学校也都就势上了船,拿到了国家特殊需求博士点。这件事情看似西北政法取得了些许的成果,但是却陷入了被陕西省有关部门的长期虐待中,财政拨款少的可怜,近年来,西北政法大学的财政拨款,在陕西省所有高校中排倒数第二。高校的发展,实与当地政府的扶植与否有直接的关系,学界的老前辈,在十余年前均表示过不同程度的声援。十几年前,“武汉蛮人”徐国栋公开发声:“强烈反对陕西省政府长期虐待西北政法!”而老前辈应松年先生也曾十几年前专门写了意见书:“西北政法大学拥有三十余年硕士培养的经验,在法学界拥有重要影响力,应直接授予法学一级博士点”,张文显先生曾在中国法学会的发言中指出:“应尽快解决西北地区无法学博士点的不合理状况”。不过,西北地区无法学博士点的局面结束了,然而拿到了法学博士点的却不是西北政法,而是新疆大学。

  从1998年申报博士点失利后,西北政法也就进入了人才出走的时期,一大批顶尖的人才持续流出,如中国法理学会副会长现浙大掌门葛洪义、法理学会副会长刘作翔、广东省学科带头人张晋红、执掌深圳大学近二十年的黄亚英李薇薇、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董和平、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所所长来小鹏、马燕、著名行政法学者赵世义、中国法史学会执行会长侯欣一、西安交大副院长李万强、法学第一才女柯岚、刚刚出走苏州大学的法学杰出人才马宁……一切偶然都是偶然的必然,一切必然也是必然的偶然。98年的一次偶然,就几乎满盘皆输。作为九十年代的本科生,对这段历史略有了解,杨永华老先生曾在课上说:“我的学生们都已经是博导了。我这辈子是带不了博士了,但我会把你们当博士来教。”这位中国首批资深法学家入选者的老先生之话语,想来颇为凄怆。今年杨永华先生辞世,恰以西法大再一次申博失败而做为对杨先生的纪念,真是百味杂陈。


  博士点对学校的资源、声誉有极大影响。西北政法与其他几所院校极为不同,九十年代西北政法在河北省录取的生源都是全省前二百名(参见98、99、2000年在该省分数线),原因在于,当时的高考并没有现在的平行志愿一说,所以报北清落下来的话,直接就到了下一批次进行选择,而在第二批次的选择中,像样的学校几乎仅有西北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和华东政法学院可选,这就导致了报考北清落榜的一大堆省外人集中到了这所院校。以西北政法学院在2000年河北文科的录取分数线为例,不仅高于中国政法大学,而且高于了中国人民大学十几分,原因便是大家均是报考北清落下来,没得选了。而很多其他高校,大家的高考分数在各自省内的排名其实是差不多的,也就大致在各方面处于同一个层次,对学校便有较高的认同感。

  这就导致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西北政法大约是最不团结的高校。因为省外的选手很多都是高考全省前几十名到两三百名,而陕西本省或西北五省的生源可能在他们省排到了上万名,这就不太可能产生省内省外学生之间的深层交流和碰撞,省外的很多优秀考生毕业考入其他名校后,很少提及与这所院校的纠葛,西北政法在西北五省外也几乎没有什么真正能调动的校友资源,这实际上是几十年来长期存在的问题。

       平心而论,西北政法的学术在这些年进入了衰退期,这与学校的影响力也大致相当。一所大学,最重要的部分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否有高水平的师资,教师是否以学术为业?是否在知识上、文化上能够引领学生?教师是否在本职工作上精耕细作,真正做到了“为往圣继绝学”?其二,是否能够发挥影响力,能够录取到优秀的生源?在我看来,集天下英才而教之,是我们做教师的最大幸福。每每碰到一些资质、禀赋优秀的孩子,熟读百科全书的孩子,那种感觉,就是恨不得将心掏出来免费给他。除了这两个因素,那就是领导作为带头羊的视野、格局和交际手段和政治能量了。

  我曾比对过西北政法和西安交大申请法学博士点的材料,原以为西法大的科研成果应该呈现出压倒性的优势,大吃一惊的是,在科研成果尤其是学术论文的质、量上均逊色一筹。西安交通大学之前便在法律经济学下培养博士生,而西法大的学生成果只能让硕士生来,这是个客观因素。然而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一所拥有一千多个教师、拥有四十多年硕士培养历史的老牌高校,教师、学术们拿出这样的学术成绩,是否真的都是外部的原因?

巧合的是,西法大建设新校区时,却发掘出了中国法律人的祖师爷——张汤,大约,这也是为这所人才凋零的老政法院校做了一个特别的注脚吧。



来源:微信公众号 利涉大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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