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锋:李红帅触电身亡赔偿案评析


作者:张锋(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行政法教学名师)

原载:《法律与生活》2000年第12期

 

[案情]

1994年9月16日,河南省濮阳县新习乡仓上村农民李书增年仅18岁的独生儿子李红帅与父亲到菜地浇水。即将浇完水时,李书增叫儿子去电表箱处抄用电度数,许久不见回来。当他赶到装电表的小屋时,见儿子已躺在地上死亡。为弄清死因,李书增曾去乡电管站说明情况,寻求说法,后县电业局结合现场检查情况和有关人员的反映、分析以及死者左手掌拇指处两厘米长的线状烧伤痕迹,初步断定李红帅系触电而死。在此之前,该电表箱还曾发生过两起电击人事件,被电击人直接或间接向本村电工提过,但村电工一直没有进行全面检测。为息事宁人,村委会为李书增支付了700元丧葬费。李书增还要求村委会赔偿,经调解,村委会同意再赔偿李家500元。李书增对此调解结果不满,要求追加赔偿,遭村委会拒绝。于是,自1995年8月5日开始,李书增与妻子赵喜梅走上了通过诉讼为儿子讨说法之路,经历了一审、二审、重审、检察院抗诉发动的再审程序以及人大个案监督引致的再审程序的复杂过程,其间即再审判决之前,原告之一李书增因病去逝,而另一原告赵喜梅最终于2000年4月16日赢得了胜诉。

李红帅的父母亲认为儿子的死亡与村委会没有及时检测电表箱有直接的关系,故要求村委会予以赔偿,在村委会的实际赔偿不能满足其要求的情况下,遂提起诉讼。

1995年8月5日,李书增向濮阳县法院提起诉讼。10个月后,县法院作出(1996)濮民初字第100号一审判决,认为李红帅虽系触电死亡,但是否因触摸电表而触电致死情况不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1996年6月23日,李书增夫妇向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认为原审法院在事故责任的裁定上存在偏差,一审判决与法律规定不符。1996年12月13日,市中级法院作出(1996)濮民终字第229号民事裁定书:第一,撤销濮阳县人民法院(1996)濮民初字第100号民事判决;第二,发回濮阳县法院重审。

1997年4月16日,濮阳县法院经重审后仍然驳回原告李书增夫妇的诉讼请求。

1997年5月6日,李书增到濮阳县检察院申诉。经过对案件进行认真分析研究,濮阳县检察院认为村委会应对李红帅之死负全部责任,遂决定提请市检察院抗诉。

1997年7月18日,濮阳市检察院向市中心法院提出抗诉,市中院审查后裁定指令濮阳县法院再审。

1998年8月,濮阳县法院作出维持1997年4月16日(1997)濮民初字第53号判决书的再审判决。

1998年9月,李红帅之母赵喜梅领取了再审判决书之后,向县、市人大常委会申诉。

1999年7月29日,市人大常委会将案件交由市中级法院审监庭办理。

2000年1月25日,市中院开庭审理了此案。4月16日依法判决:撤销濮阳县(1998)濮阳民再字3号、(1997)濮民初字第53号判决书;仓上村村委会赔偿赵喜梅抚慰费、丧葬费、被赡养费共计7880元。

[评论]

本案从被侵害人触电身亡到终审判决作出,历时近六年,可谓一波三折。在诉讼程序上经历了一审、二审、重审、检察院抗诉发动的再审程序以及人大个案监督引致的再审程序,很具典型意义。

第一,诉讼双方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及法律关系。作为本案被侵害人李红师的父母,在自己的独子被电死后当然享有对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责任人的民事诉权。李书增、赵喜梅夫妇为共同原告,在李书增病逝以后,仅赵喜梅一人为原告。应该指出的是,致人死亡的民事求偿案件中,原告一般为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

本案被告新习乡仓上村村民委员会也是适格的。根据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主要职责是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事纠纷案。本案中村民委员会是一个民事主体的身份,以其拥有并管理的电表箱及相关线路为村民提供用电服务的身份与李书增父子发生的提供服务与接收服务的关系,这是一种特殊的供用电法律关系,李书增父子承担有偿用电的义务,同时享有安全用电的权利;村委会享有收取电费的权利,同时承担提供安全消费的义务。应该指出的是,之所以称这种关系为特殊的供用电关系,是因为它并非合同法第十章规范的供用电合同关系。合同法中的供用电关系是指供电局或电业局作为供电人(甲方)与用电人之间就供电的方式、质量、时间、用电内容、地址、性质、计量方式、电价结算方式等达成的协议。本案中,县电业局与新习乡仓上村于1991年4月6日签订的供用504伏电的协议即属此类供用电合同。

仓上村的这处电表箱以前曾发生过两次电击人的事件,村电工一直未进行全面检测,电表箱的所有人和管理人——村委会未尽到应尽的注意,有主观过错,理应承担李红师被电击身亡的民事责任。

村委会与村民之间是一种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组织与其成员的权力委托关系,村委会应代表村民的利益,村民自愿接受“管辖”,他们之间并非行政法上的权力——服从关系的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关系,本案中既不存在职权行政行为,也没有行政委托的行为。人们常常把村委会与村民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一种行政法关系,实为一种误解。

第二,李红师被电身亡后村委会主动赔偿了丧葬费700元,其它费用500元。文中多次提到一个年轻的18岁的生命与这1200元是否等价?本案生效判决判定村委会再赔抚慰费、赡养费6180元,如何分析和看待这些费用的性质?无论是民事赔偿还是国家赔偿,人死亡后的丧葬费都是法律所支持的,老人的生活赡养费与未成年人的生活抚养费也是肯定要承担的责任。本案生效判决中?有特色地提到了抚慰费,这与《国家赔偿法》第27条提到的死亡赔偿金性质相近。人死亡所获赔偿的权利人是死者的近亲属,近亲属所享有的这一赔偿金是对(已故)逝者的亲情抚慰金而非对死者生命价值的估算。所以,在《国家赔偿法》中创造性地规定了一个全国统一标准的死亡赔偿金。应该指出的是本案不存在行使国家职权的行为,故而不是国家赔偿。

第三,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这不仅作为《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的一个基本原则,同时在该法第185-188条中又被具体确定为有权提出审判监督程序上抗诉的适格主体。本案县法院1999年4月16日的第二个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作出后,5月6日李书增到县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机构申诉,县检察院提请市检察院进行抗诉,市检察院民行处认为是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故而于7月18日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市法院裁定指令县法院再次审理此案。这次审判监督程序的发生源于检察院的抗诉。八个月后县法院再次开庭审理此案,县检察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88条的规定派员出席法庭。人民检察院的民事、行政检察业务这几年得到明显加强,这是国家干预原则的体现,同时为民事、行政诉讼的当事人指出了一条非常有力的法律上的权利保障途径,向检察院的申诉权将可能引起检察院向法院发动审判监督程序上的抗诉,从而纠正违法裁判、保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第四,市人大常委会个案监督的权力行使的及时、到位。在四次判决均有失公正的情况下,县检察院向市人大常委会法律工作委员会汇报,市人大常委主管副主任亲自过问,最后将案件交市中院审监庭直接办理。市中院再次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由本院直接开庭审理,最后原告终于获得胜诉赔偿。我国的权力机关与审判机关本身就是监督与接受监督的关系,法院应向产生它的相应的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人大则有权监督法院的审判活动,制定监督法是这几届全国人大代表呼吁立法的热点之一,已经两次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对审判、检察重大违法案件实施监督的规定》虽然暂时搁浅,但人大需加强对行政及司法的监督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法治发展方向,这既有宪法依据又符合我国的国情。本案原告最终获得公正的“说法”即为人大实施个



来源:微信公众号 行政法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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